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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制度,更重要的是mindset 】

2018 年 5 月 9 日 /


當我們在討論勞權時,我們討論的是資方如何打壓、剝削勞方,然而這兩者之中幽微的互動關係,或許並不只能從「打壓—被打壓」的關係去理解。李明璁老師則選擇重新檢視這個議題,並以文化的角度帶我們重新思考,對於勞權議題的可能性。
Q:如果從文化觀點來看,重新檢視勞動制度建構的過程,這樣的觀察是從何而來的呢?
我們常常覺得政治就是治理眾人之事,以為政治就是選舉、政壇,是涉及國家權力分配的事。但事實上最好理解政治的切入點,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尤其涉及權力的部分,那就是在職場。
基本上我認為由小窺大、見微知著。我們如何看待更大的社會國家的政治,就源自於在職場中。我們怎麼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待各種權力的分佈、看待分工如何進行:不論是態度上的多元差異,或者尊重人的異質,乃至於要求平等。我們可以從職場的生活中看到,這個國家的國民對政治的態度如何:是比較平等?亦或者比較剝削?比較多元還是封閉而同質?
所謂的政治不只是權力分配,還是一種文化的複製、協商、跟鬥爭。所以我開始想,也許開始寫一些,不是討論大制度、大架構、法令,而是討論辦公室內的微型政治,那些眉眉角角或者觀念上面的事情。
好比說工時,比起之前在勞基法修惡的時候被提出的制度設計的討論,我更想談的是,是什麼樣的文化催生出這樣的制度設計?是什麼樣的文化讓我們不自覺地配合甚至想要加班?這樣的文化,是集體的,也是個人的,是兩者共謀的結果。
除了工時,我後來也談自由彈性工作的想法,雖然這樣的工作看似很自由,但包含在其中的不自由可能是更可怕的。在成為SOHO族的過程中,卻會發現,事實上你反而一直沒辦法離開,一直「ON」在工作上面。
諸如此類,或許看起來跟制度面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情感的結構,一種structures of feeling。像是過勞的感受、或者是集體的意識中「大家要如何怎樣」的感受,這種感受會成為一種結構。這種結構會跟我們一般理解的「制度面」、「法制面」的不太一樣,它是文化面的、是社會心理面的。
這些事情,雖然小小的,但我覺得是我可以長期、慢慢關注的。
Q:老師眼中,勞動的本質與目標為何呢?
人的勞動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於,在勞動的過程中,除了肉身回應他的需求所做出來的物理性的動作以外,還有相當程度的心智投入。維生是動物本能性的勞動,可是人類的勞動有很大的部分,是外於維生的目的,讓他「想要」做的事情,比他「能夠」做的還要再多很多。
在我心目中,勞動一開始就跟文化有關,文化的字源「culture」,跟「cultivation」栽培有關,栽培包含所有關於植物的栽作到動物的培養。Cultivation就是以人為的力量來取代自然的秩序,這全部都是勞動的投入:從一開始希望可以屯糧、過得充裕,到希望能夠不要餐風露宿、到科技發展並希望能夠預測天氣。所有各式各樣「讓自然秩序納入人為」的投入,只要涉及使用身體力量以及他的心智的,我認為這都是勞動的本質。
勞動既有勞力也有勞心,那就意味著一件事:如此的勞動,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打從人類進化成一個社會存在(social being)之後,就開始有很多跟維生無關的勞心勞力。文化於此誕生,所以會有祭典、儀式等等。我們求偶雖然也是為了交配,但我們會求愛、裝扮自己,為了裝扮自己我們會縫紉,這不就是勞動嗎?
人從一開始勞動,不論是勞心亦或者勞力的投入,目的是為了完成一件事,完成一件「他所設想的事情」,這是跟動物非常不一樣,是非常自我實現的事情。
而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很多人誤會了馬克思,以為他在鼓吹一種遠古的勞動方式,要回到一種古老的共產社會。沒有,馬克思的想法中,他其實是相當程度「讚頌」資本主義的,但是他認為,人類歷史不應該只是這樣,不應該只停在資本主義這個階段。資本主義讓人們的生產能量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可是它最大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得到的太多,可是分配得很爛。以至於這世界的少數人得到他十輩子都用不完的財富,卻有多於他百倍千百萬倍的人,生活比還沒有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時更加糟糕。
從馬克思開始提出的,勞動有著「異化」的問題。異化的意思是,整體的連續性被徹底分裂跟瓦解。同時異化「alienation」在字典的另一個意思就是疏離。你原本是一體的,想著一件事的同時,也嘗試完成它,不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協助。在過去社會,務農的人跟工匠都是這麼做的,但到工業時代,產能雖然增加,人們反而被切割成很零碎的個體。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我們的意識跟手上的勞動是分開的。從工廠的裝配線就可以明白,他們每天不斷地在做、不斷地在投入同一件事,但他所的做事情跟成果是分離的,他沒有太多認同感,他跟他一起協力合作的其他工作者之間也是疏離的。
理論上生產力的進步,應該要使我們感到更愉快、更自我完成,並幫助我們體現勞動初衷——也就是「好好地按照著自己的意願完成一件事」這樣的初衷,可是對多數人來講,他們有著完全相反的經驗。
這就是馬克思關懷的起源,雖然資本主義帶來莫大技術的進步、想像力的提升跟自由的關係,可是它的分配嚴重不足,而且人的時間、勞動在組織化的過程中變得不太人道。如果這些問題可以解決,那麼,當然,人的歷史就可以往下一段邁進。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地方,並當作歷史就終結在這裡。
Q:關於勞動概念如何被建構的問題,雖然在新新聞的專欄中有諸多提及,但能否請老師多講一些,年會的觀眾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呢?
台灣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很快地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產業鍊底下的代工體制。代工體制並非以研發作為重點,而是先進國家的人們,已經想好藍圖,僅需要便宜、快速、乖順的勞力幫他製造這些東西,生產大量的物資。
我們靠著勞力密集型工業長成現在的台灣,並稱之為經濟奇蹟,而這個奇蹟的美好恰恰就是它的哀愁,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對於經濟的想像變得非常狹隘。
直到今天,不分藍綠,我們還是會說「拚經濟」。「拚」這個字所體現的,是種很微妙的意識形態。從1980年代的那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愛拚才會贏」、或者「愛拚不一定會贏,但你若不拚,就一定不會贏」等說法,表現出很典型的,延續農業時代一方面看天吃飯,二方面你總要努力做些什麼,這種認命又堅韌的精神。
轉移到工業社會以後,人們還是沒有太多的概念去想像,社會的經濟體制或者自己的勞動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做工這件事情在代工體制底下,就是要很努力,而且對多數人來說是勞力。這樣的勞力並沒有太多心智研發的投入,所以沒辦法讓我們去想像國家能夠有不一樣的經濟發展樣貌,比如說發展文化、觀光,這些後來我們認為越來越重要的經濟生產模式。
在1970年代,我出生的那個年代。我父親母親原本是新光紡織廠(位於現在新光醫院)的勞工,我就誕生在勞工宿舍裡面,並在那裡出長大。小學時,我父親就決定要創業,這就是謝國雄老師著名的「黑手變頭家」命題,當時很多黑手覺得他們買兩台機器,就可以做車床,然後請兩個員工就變成小老闆。主婦就變成老闆娘,講好聽叫老闆娘,但事實上就是負責所有的事情,既要管帳,又要幫忙送貨、煮東西給所有員工吃,加班的時候也要跟他的老公一起加班。
他們是這樣自我剝削,又沒辦法對他們的勞工很好的一群。從代工體制發展出來的黑手變頭家,乃至於外包、計件制度,給了我們一種自由的錯覺。我們在這樣的轉型中,看到人皆渴望自由,沒有人想要在工廠的作業線上面無止盡地被剝削,被異化。大家都想要當老闆,如此我們有了自由的感覺,可是這個自由從來都不是真的。這是目前台灣中小企業整體,左右手互相拉扯而逃不脫的困局。我們的政府事實上也是用這樣的困局,綁住了我們對於工資工時的想像。
長期的歷史發展,最後衍生了一種mindset。這種mindset會讓人誤以為自己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儘管事實上他們不甚自由;會讓人認為這樣的剝削是無奈沒辦法改變的,以為不這樣做,生活就無以為繼。
Mindset是一整套文化信念,這套信念對我們的影響持續到今天。我可以講一百句在這樣的mindset底下所產出的,我們日常生活經常可聞可見的各種想法跟做法,像是「肚子都填不飽了,你還想什麼什麼」、「拼經濟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假的」,或者是說「老闆自己也這麼用力在做這些事了,希望員工共體時艱」等等⋯⋯
我認為勞動剝削的改善不可能只從法制面著手,或者說,為什麼為政者與資本家為什麼可以在法制面很輕率地就改成他們要的?我們可以很輕率地說大家就是「奴性」,但任何「性」都會訴諸一種心性,一種mentality,這種批判是很危險的,它把原因神秘化,好像我們生來如此,而且沒辦法幫助我們就事論事地,理解這種mentality的發展脈絡。
過勞的狀態,或者集體主義要求,要你不要太出頭、不要太跟別人不同、不要太過想像沒有別人你也可以過得好好的,這些其實都是在戰後,在軍事戒嚴底下發展代工的勞力密集型產業的結果。工資工時的問題也好,辦公室內的微型政治也好,這都有同一種問題源頭。
Q:面對現在的困境,我們該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如果我們已經明白問題在於mindset,我們也會同時明白reset是最困難的。比起法令或規定,這些我們只需要改一改,明天就可以轉變的事情,我們的mind是沒辦法說改就改的。
對於mindset的關注,其實是我出國唸博士,並改念文化研究的契機。我在清大唸社研所的時候,我做的就是關於社會福利、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型關係的研究,具體關注的就是現在才開始改革的年金問題。1990年代中期我做年金議題研究的時候,非常嚮往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
儘管我做了研究,也在後來當國會助理的時候,盡力推動年金制度、老農津貼等等的一切,但我很快就發現,這不只是制度應該要reset,而是心態、文化的問題。我們太理所當然地嚮往北歐,不停地推動政策的時候,卻忽略掉一些更根本的集體心智與文化的問題,比如說:對多數台灣人來講,國家到底意味著什麼?
對多數台灣人來講,我們對國家的關係,似乎不是我們從西方的脈絡裡面去想像的,社會契約論式的關係。社會契約論關係中所呈現的,是一種權利義務的關係,是「我們授權給國家的治理者,讓他來掌管這個國家機器,他們必須要如何回應我們的授權」這樣的關係。
相反地我們會看到多數人,甚至直到今天,都認為我與國家的關係是恩庇式的,是「國家要照顧人民,為政者要傾聽人民」。這些動詞其實都很微妙,「傾聽」、「照顧」,這是我講的恩庇式的想法,如果我們對國家的態度如此,那我們當然不可能去想像國家能夠會長出一種北歐式的福利國家體制。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有在前進的,只是進三步退兩步,不只在政治上是這樣,在經濟、文化層面也是。只是在政治上的進展,可能比較明顯,至於經濟、文化面的進步,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快,改革也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大。
這裡面有個矛盾,雖然我們的社會沒有走得那麼快,但我們看到,80後到90後的青年世代,在全球化跟中國磁吸效應的影響下,他們銜接上了高度流動的發展。以至於這個社會有著很強烈的分裂,從我2000年中期回到台灣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分裂越來越明顯,強度也一直提升。
首先乍看起來,這個社會前腳已經踏入了個人主義式的社會;踏入了Zygman Bauman在談的,注重消費美學的社會。新世代似乎來到了對於工時工資會有不一樣想法的新社會,年輕人們不會再有著太多代工時代的陰影與包袱,來到了低生育率、晚婚或不婚,且更加強調平等的親密關係的年代。
然而,我們的前腳在這裡,但我們的後腳還被拉著,這樣是沒有辦法往前進的。後腳相對於個人主義,那就是集體主義;相對於消費美學,那就是工作倫理;相對於比較平等的親密關係、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後腳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傳統的、建制的家庭或者工作關係。這樣的拉扯其實非常地強烈而辛苦,這樣的辛苦讓反抗常常令人覺得失落。往前看,前腳都已經在那裡了,但往回看卻發現我們沒有動、動不了。
那希望在哪裡呢?希望就是我們不斷地要去釐清、正視,清清楚楚地,告訴沒辦法看到前腳所在之處的人:時代已經在我們前腳所在的地方了。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因為我們的後腳還是被釘在那裡,那要怎麼辦?除了讓大家看到前腳踩出去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讓大家去理解,我們後腳所沒有辦法跟進的,被釘住的地方又是什麼狀態。這沒有辦法靠決然的對立性、制度性的改革達成,我們也沒辦法直接將後腳砍掉,那是會跌倒的。只有想辦法讓後腳一寸一寸鬆動,慢慢往前推,雖然可能會在過程中被往後拉一點,但沒辦法,就只能這樣地慢慢推動。
回到勞動與工作,有新的工作型態,不等於就沒有舊的工作倫理。最怕的就是舊的工作倫理把新的工作型態收編、吞噬了。比如說我在講自由彈性工作的問題,如果我們有了一種新的工作型態,但是我們的mindset還是舊的工作倫理,事情就會變得很棘手。
法令上的修正是一定要的,可是我們要去理解,舊的mindset如何有問題,並一條一條地檢視,對大家沒有好處的項目,要設法刪除,把人從這些mindset中解放出來。如果法條改了,mindset卻還是過不去,那我們不過是在規範、應然層次上做出了回應,卻始終觸碰不到實際的生活內裡。問題是,這個內裡才是發動真正改變的源頭,也是改變真正要觸及與達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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